如日中天的正山小种红茶
武夷红茶的销量在不断地扩大,并且迅速普及到了欧美等国家。据有关资料显示,英国在1664年间只从中国进口“武夷红茶”2磅多,而到了18世纪末的1792年,武夷红茶的出口量已达到15.6万担(一担为100斤),占当年华茶出口的85%。以每担30两白银计算,武夷红茶的出口值就达468万两白银。到19世纪,由于茶叶海外需求量大幅上升,红茶生产由福建扩散至南方各产茶区,中国红茶出口最高峰时一年就达165万担,光武夷红茶的出口最高年份就达60万担之多。在红茶中武夷茶成为中国红茶的专用名,也是在中国出口茶叶中最受欧美欢迎的抢手商品。
福钧偷走了正山小种的种植加工技术
由于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独立后的美利坚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大量输入华茶,而武夷茶首当其冲成了美国茶商的主要输入产品,使长期经营华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丧失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垄断权,这对于东印度公司几乎是致命打击。而在当时中英贸易中,中国对英国一直是贸易顺差,英国大量的白银都用来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而中国几乎不从英国进口商品,造成了英国的银子只出不进,使英国国内的白银储量急剧减少。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英国人开始在殖民地印度大量种植鸦片,以向中国贩卖毒品来对冲贸易逆差。
但是鸦片贸易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还导致了林则徐禁烟而引发了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虽然鸦片战争英国战胜,但是也由此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由于中国政府五口通商,茶叶贸易迅速扩大,国际市场被众多国家所瓜分,英国人不但失去了对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茶叶销售市场也开始萎缩,给他们的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鉴于这些因素,为了缓解危机,他们开始考虑需要采用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降低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他们想到了自行种植、加工、生产茶叶,英国成立了茶叶委员会,着手在印度发展茶叶的种植和加工。不过他们的国家既没有优良的茶树品种,也没有成熟的茶树栽培技术和制茶工艺,生产出的茶叶因为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与中国茶叶抗衡。虽然在1830年间有苏格兰的布鲁斯兄弟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了新的茶叶种植园,却因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无法与中国的茶叶相媲美,虽然费了不少精力却始终不能成功。后来他们总算想明白了,仅靠东印度公司的那点制茶技术和当地生长的土茶树,想要生产出高品质的茶叶来与中国茶抗衡等于是白日做梦。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法就是想办法引种中国优良的茶树品种,再学习到中国高超的制茶技术,而这些对于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几乎是就痴心妄想。如果想要让梦变成现实,就必须采用一种非正常的特殊手段才能做到,从而他们想到了一个最简单、最实用,最廉价,也是最卑鄙的办法--“偷”,想方设法从中国窃取到优质的茶树、茶种,还要窃取到种植技术和茶叶的加工技术。而如何窃取中国的茶种、茶树的种植技术和茶叶的加工技术,就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贸易巨头开始考虑的问题。为了窃取移种中国茶,掌握中国的制茶技术,英国人开始密谋策划着一个阴谋。偷东西就得有小偷,而且还必须是行家里手,东印度公司把目光对准了一个人,他就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温室部主管“罗伯特,福琼",中文名叫——福钧。
如果你去英国,在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的墙上可以看到一块蓝色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名: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英国茶道爱好者、纪录影片制片人、法学家威利·佩雷尔施泰因揭示了前大英帝国经济文化史中的这个重大阴谋。1996年,威利·佩雷尔施泰因在阅读了福钩手记《茶叶和鲜花之路》以后,隐约地感觉到在这部手记的字里行间蕴藏着另一种情景。于是,他同作为电影工作者的姐姐黛安娜·佩雷尔施泰因以及另一位合作者一起开始研究此事。历时4年的研究结果证明,福钧当年的冒险活动乃是一种经济间谍的活动,佩雷尔施泰因随后在2002年3月法国《历史》月刊中,对福钧窃取中国茶叶机密的历史给予了详细披露。
罗伯特·福琼,此人在1842-1845年间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待过段时间,对中国比较了解。在旅居中国过程中,他学习中文和远东的风俗习惯,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掌握了可以熟练使用筷子的技巧,算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其中包括小巧的盆景植物。他还对中国茶叶有一些了解,并指出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植物,这一说法在当时的西方人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人说他是胡说八道。
福钩于1848年6月20日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但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佩雷尔施泰因从保存在英国图书馆里的东印度公司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命令。命令是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候爵1848年7月3日根据植物学家詹姆森(他负责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试验种植茶叶)的建议发给福钧的。该命令指示福钩:“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福钧在英国每年付给他550英镑的报酬下,毫不犹豫地充当起了间谍角色。福钧预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24个月时间,这既出于冒险的爱好,也是基于利益的诱惑。
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根据南京条约向外国人开放的小港口,被认为是“冒险家的乐园"。那时,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影响,大量鸦片继续渗入中国,清政府已无力进行管理,有近200万中国人沉酒其中。鸦片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英国商人来说却是赚钱的好办法。当时的形势也比较紧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对欧洲人很敌视。福钧身高1.8米,具有英国人的肤色,为了不被认出来他必须经过化装才能混入当地民众中,他弄了一套中国人穿的衣服,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理了发,加上了他上次在中国就已用过的一条长辫子,打扮得让乡下的农民认不出他是欧洲人(其实大多数中国农民也没有见过欧洲人),然后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进发。陪同他前往的有来自产茶区的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人收了福钧的钱,便帮助他隐瞒身份。一旦有人发现了他是外国人,福钧就称自己是“苏格兰植物学家”和“探险家”,当时的中国人也搞不懂这个“苏格兰”和跟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格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像这样一个戴有植物学家头衔的英国绅士,人们也很难把他和间谍联系起来。于是,中国人对他就放松了警惕导致“福钩”就像进入自己家的后院一样,长驱直入进入了中国内地。
其实福钩的任务还是充满风险的,他是继葡萄牙人后第一个渗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如果真的被清王朝政府或军队发现,他也许就有命来没命回了。此外,他还需要时刻小心提防那些无处不在的山匪强盗、应对急流险滩、疾病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毒蛇猛兽,仅靠葡萄牙人绘制的一张错误百出的地图寻找道路。但这些风险并没有吓倒福钩,反而使他感到十分兴奋和刺激,正像佩雷尔施泰因所说的那样,福钓是一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冒险家。
面对丰富多彩的各种植物,面对满山遍野的绿色茶树,福钩兴奋不已,每走段路他都要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佩雷尔施泰因就是从图书馆里看到过他写的14篇旅行手记。福钧从早到晚观察植物,他深知茶树种子在当地茶园是多么珍贵和受重视。
在跋涉于茶区的过程中福钧发现,多雾的气候和富含银元素的土壤很适于种植药用茶。他由此了解到何种气候和土壤才适于种植优质茶。在宁波地区,他采集到许多茶种,由于他出手大方,表现得体,一些茶农常常拿出自己珍藏的最好的茶招待他这位客人,以感谢他的来访,这给福钧的间谍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1848年12月15日,福钩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信中说:"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
在最近两个月里,我已将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种播种于院子里,目的是不久以后将茶树苗送到印度去。”他信中所说的院子,是指英国驻当地领事馆的院子以及一些英国商人住所的院子,福钧用这些院子来试验种茶树。他发往加尔各答的每批茶种和茶树苗都是分3艘船装运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损失
1849年2月12日,福钧致丽英国驻印度总督说,准备到著名的红茶区武夷山去考察一下。获准之后,他及随从人员秘密潜入到了福建武夷山区,借住在一些寺庙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开始考察了解红茶的核心制作技术,他不但了解到了绿茶如何变成红茶的全部过程,还从寺庙的和尚那里探听到了一些茶道秘密,特别是茶道中对水质的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他完整考察记录了武夷红茶的栽培方法,也如愿以偿的获取到了2万株小种茶树树苗和大约1.7万粒茶种。福钓还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打通了武夷山到福州的一条秘密运输通道,将茶苗从武夷山秘密运到福州上船,于1851年3月16日乘坐载满茶种、茶树苗和从武夷山带走的8名经验丰富的制茶工人(6名种茶和制茶工人,2名制作茶叶罐的工人)的船抵达了加尔各答福钧回到印度后,仅凭他学到的那点茶叶知识还远不够用,只有依靠从中国带去的种茶者,把他们种茶和制茶的知识传授给印度的茶叶种植者。用从中国带回去的茶树,在8名中国茶农的技术帮助下,在喜马拉雅山上一个支脉的山坡上种植了两万多株茶树。经过3年的试种、制作最终获得成功,福钧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种茶和制茶的全部知识和技术。从此,印度红茶横空出世,被称之为“近五千年历史的诀窍”的武夷红茶种植、加工技术从此流传到了海外。
回到英国后的福钧发表了他的旅行手记,删去了原稿中与他的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他从手记的出版中获了利。1853-1856年,福钧又来到中国居住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作技术人员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与此同时,在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山坡上种植的茶叶产量不断增加,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贩卖自己种植的茶叶,并不断扩大茶叶种植面积,使茶叶产量急剧上升。东印度公司在制茶机械方面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大幅度降低了茶叶是生产、制造及运输等方面上的成本,在茶叶价格上远低于从中国购买的茶叶。低廉的价格使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接受,也导致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外国茶商大量流失,纷纷开始进口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茶叶,致使武夷红茶的出口市场日益萎缩。在1866年时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仅有4%的茶叶来自于印度,而到了1890年,印度茶叶已经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90%,到了1903年在世界各国家销售给西方人的茶叶中,中国茶叶所占的比率已经下降到了不足10%。从此,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茶叶而登上了世界茶叶贸易舞台,过去武夷红茶一统天下的风光格局不在。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商业间谍成中完全落败,最终而成了彻底的看客,而中国人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直搞不明白,自己的茶叶机密是怎样泄漏出去的。
晚年的福钧默默无闻,英国王室既没有给他颁发勋章,也没有让他从给英国带来的贸易收益中提成,他靠一些稿费收入生活得并不拮据,目前在中国的杭州茶叶研究中心能看到福钧写的书。只不过没有人知道他曾在中国充当过英国间谍,更没有人知道中国红茶的衰落和这个植物学家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
正山小种红茶逐渐走向衰败
佩雷尔施泰因的姐姐拍摄的关于福钧冒险经历的资料片也许有朝一日会在中国放映,到那时中国的茶人将会明白,我们国家的茶叶在一个半世纪前曾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圈套,遭受到了什么样的劫难。
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的野生茶杯大都集中在云南等地,其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等个别地区。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最早原产地的争论,也有好几种说法,经过认真研究考证后证实,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云南虽然是茶树的原产地,而茶文化的发源地却在四川,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而历来被我们视为国宝的茶叶及加工技术却轻而易举地被人家盗走,造成了我们流传了几千年的茶叶文化,还有举一国之力而发展起来的茶叶产业,居然比不过英国的一家立顿公司。垄断了印度茶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公司,也依然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公司。我们在自叹不如之余,更应该看到这其中存在着一连串的事件和问题。
(1)英国迅速确认了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的土产茶树,随即发出了茶叶原产于印度的说法,让茶叶不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从根源上指断茶与中国的关联。
(2)英国迅速成立了阿萨姆茶叶公司,并在印度广泛培育茶树。
(3)英国人加强了对中国茶树、茶种和茶苗的盗窃,并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和寻找茶工。
(4)英国对中国茶叶征收35%的关税,而对印度茶则实施零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英帝国对茶叶需求的提升,把国际贸易扩张、海军建设、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等一系列制度快速建立、发展与完善。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骄傲地写道:“大英帝国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我们应当牢记,在一家公司的超强实力和一种商品席卷全球的背后,是两个帝国的全部往事,是不同制度之间的惨烈竞争。所以,我们每个喜茶之人、学茶之人都应该认真地去了解这段历史,认真地反省一下,为什么在中国生长的茶叶、在中国形成的茶文化没有被中国人自己很好的传承下来,却让外国人去发扬光大?正山小种红茶被称之为是世界红茶之鼻祖,却为什么会被它的后代印度红茶打得一败涂地呢?
不忘历史，再续正山小种红茶的辉煌
这段历史虽然会让我们感到痛心和耻辱,但是也时时刻刻的提醒着我们,一定要把发扬中国茶文化作为己任,通过我们及后人的不懈努力,重新树立起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市场的至尊地位,不要让“中国人吃外国药,外国人喝中国茶”的这种过去许多年存在我们中国人心理上的奇怪保健现象,再继续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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