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山小种红茶的产生、发展和流行
红茶的起源，来自正山小种。原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程启坤研究认为：“在茶叶制造发展过程中，发现日晒代替杀青，揉后叶色红变而产生红茶。最早的红茶生产是从福建崇安的小种红茶开始的”。
正山小种红茶的产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武夷山(原崇安)星村镇桐木村东北5公里处的江墩、庙湾自然村，是历史上正山小种红茶的原产地和中心产区。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曾为庙湾题词“正山小种发源地”。江墩因江姓而名。江姓自宋末由河南同始人闽，后迁居江墩，至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其家族世代经营茶叶，有“茶业世家”之称。据其24代传人江元勋先生讲述：约在明末某年，时值采茶季节，北方军队路过庙湾强行驻扎茶坊，睡在工场，把随带装备堆放在茶青上。江公心急如焚，这可是一家的生计所在啊!待官兵开拔后，茶青已发红。江公急中生智，组织家人赶忙把茶叶搓揉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脂香味。因当地一直习惯于绿茶，不愿饮用这另类茶。于是，便把烘好的茶挑到距庙湾45公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第二年便有人给2～3倍的价钱定购该茶。之后，正山小种红茶便越做越兴旺。这一说法已记录于《中国茶经》之上。
武夷山是世界红茶的“摇篮"。清代刘靖在《片刻余闲集》(1732)中记述：“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自星村小种红茶创造以后，逐渐演变产生了工夫红茶。因此，工夫红茶始创于福建，以后传播江西、安徽等地。
当代茶圣吴觉农所著《茶经述评》详细记载了红茶的传播，是南武夷山(崇安)向江西铅山的河口镇，再由河口镇传到修水后又传到安徽东至，最后传到祁门，产生祁门红茶。安徽祁门生产的红茶，是1875年由安徽籍官员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乡，将福建“正山小种”红茶制法带去，在至德尧渡街设立红茶庄试制成功后，翌年又在祁门历口设分庄试制，以后逐渐扩大生产，从而产生了著名的“祁门工夫”红茶。
后来，我国红茶品种不断增多，主要有云南的滇红、湖北的宣红、福建的三红(政和功夫、坦洋工夫、白琳工夫)、江西的宁红、广东的英红、浙江的越红、江苏的苏红等，深受国外饮茶爱好者的赞赏。20世纪20年代，印度等国开始将茶叶切碎加工发展红碎茶，产销量逐年增加，最终成为世界茶叶贸易市场的主要茶类。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试制红碎茶。
（二）正山小种红茶在海外的霸主地位
红茶种类很多，有小种红茶、功夫红茶、红碎茶之分。小种红茶又有正山小种和外山小种之分。正山小种因其卓越的生态环境、卓越的制作工艺、卓越的内在品质，早在清代就盛誉欧美，畅销天下，尤为英国皇室所珍爱。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载：“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我国岭南的澳门采购武夷红茶，经爪哇转口销售欧洲。当时欧洲的茶叶市场主要是日本的绿茶，武夷红茶由于味香醇厚而压群茗。因此，武夷红茶很快就占领了欧洲的茶叶市场。以后，英国人也到福建厦门采购武夷红茶，速讯风靡英伦三岛。”
1940年，刘超然、郑丰稔《崇安县新志》云：“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为玛瑙，质之佳过锡兰、印度甚远，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其为外人所重视如此……”
武夷红茶不但俘虏了欧美人的嘴巴，更抓住了他们的心。1711，年英国诗人Alex andev pope将赞美武夷红茶的心情写成诗：
佛坛上银灯发着光，
中国瓷器里热气潮漾。
赤色炎焰正烧着辉煌，
突然地充满了雅味芳香。
银茶壶泄出火一般的汤，
这美妙的茶话会真闹忙!
1725年，Edwardyung作诗描述美女喝茶的情景鲜红的嘴唇激起了和风吹冷了武夷茶吹暖了情郎大地也惊喜了。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对中国红茶的崇拜，更是达到了神乎其神，无以复加的地步。
有一天，巴尔扎克招待亲朋好友，他神情庄严地端出一个雅致的木匣，小心翼翼地从木匣里取出一只绣着“九叠纹”汉字的黄绫绸包，一层一层地打开绸布，拿着一小杯金黄色的优质红茶。
“诸位，这是中国某地的特产极品茶，一年仅产几百克，专供大清皇帝专供。”巴尔扎克神秘地说，“采茶必须在日出之前，由一群妙龄少女采摘和加工制作，并且一路歌舞送到皇帝御前。”
宾客们听得如痴如醉。
“大清皇帝舍不得独饮，馈赠了几十克给俄国沙皇。途中武装护送，以防止被歹徒劫掠，好不容易才到沙皇手上。”巴尔扎克越讲越神秘，“沙皇再分赐给诸位大臣和外国使节。我通过法国驻俄国使节，几经辗转才搞到这一丁点儿。”
“啊哟，好名贵呀!”宾客们听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巴尔扎克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别看它茶少，但有神效，绝不可放怀畅饮。假如连喝三杯，必盲一目；连饮六杯，则双目失明……”
吹得高朋满座，将信将疑，俯首帖耳，不敢多喝一口。
巴尔扎克的确是夸得过分了。他手上的红茶，就是武夷山桐木关产的正山小种。
不过，巴尔扎克讲得也是有根有据的，请看《武夷山市志》(1994)载：明崇祯十一年(1638)，俄国大使巴尔扎克，H.de斯塔尔科，在恰克图以貂皮，麝香等物，从蒙古商人门塞手中换得武夷茶64斤带回彼得堡，献给沙皇，从此沙皇及朝廷贵族便爱上武夷茶。随后俄国就从中国进口茶叶。清康熙三年(1664)，俄国商人向英国国王送了一普特中国武夷红茶，受到皇室的青睐。
(三)正山小种红茶产生的时间及名称的由来
关于正山小种红茶起源的确切时间是没有记载的。有的认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有的认为应该更早，众说不一。原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党委书记、林业高级工程师邹新球先生《武夷正山小种红茶》研究认为：它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初。他的依据：一是明末（16世纪中后期)武夷山出现茶叶发酵技术；二是当地原住民关于正山小种红茶的说法；三是红茶是高度海外贸易化的商品；四是国内外关于红茶外销年代的记载。他的研究结沦得到多数业内内人士的认同。
“正山小种，国外卖”是原来武夷山的一大怪。首开武夷正山小种红茶，海上贸易之路的是荷兰人。1610年武夷正山小种红茶由荷兰人输往欧洲，1640年首次进入英国。真正开始扬名英国，则是在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带去作为嫁妆的几箱正山小种红茶。从此，喝武夷红茶成了皇室家庭生活的一部分。随后，安妮女王提倡以茶代酒，把饮用红茶引入上流社会，武夷红茶开始在英国上流社会流行。
由于饮茶风日盛，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水火不容。英国制定航海法，规定外国进口货物到自己属地包括美国，只能由英国船只载运，这就导致英荷海战两度发生。战争以英国的最终胜利宣告结束。从此，国际茶叶贸易改由英国垄断。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政府授予茶叶专营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这个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贸易和对欧洲往来货运的垄断权。”由于进口茶叶成本昂贵，英国加重征收茶叶赋税，最高时竞达119％，遂有“掷银三块，饮茶一盅”之说。
1773年作为英属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茶党，将停泊在港的东印度公司船上的茶叶倾人海中。这件事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但是事隔11年后，独立了的美国派出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快船驶向中国，从此武夷红茶进入北美市场。有资料显示，鸦片战争前的80年间，仅广州港就有5100多艘外国商船前来交易。载着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门银、黄金，抢购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1745年1月11日，瑞典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在距离家乡大约900米的海面上触礁沉没，损失惨重。后来，人们从船上捞起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哥德堡号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号”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甚至有所获利。
根据邹星球先生的计算，武夷红茶在18世纪末出口最高年份达到60万担，加上其他产区的红茶，最高年份达到165万担，每担大约可售30两白银。茶叶贸易给大清帝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因为要求采用白银交换，以致外国商船驶往中国装载的90％都是白银。当时，世界上80武夷红茶因“味香醇厚，价格最翔，压倒群茗”，随着茶叶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各地茶商纷人武夷，使得周边地区大量仿制武夷红茶。清王梓《茶说》载：“岭邑近多裁植，运至星村墟贾售，皆冒充武夷。更有安溪所产，尤为不堪，或品尝其味不甚贵重者，皆以假乱真误之也。”为区别外产仿制品与桐木产正品的不同，将桐木产的红茶称为“正山小种”。非桐木产的仿制品称为“外山小种”或“人工小种”、“烟小种”。
所谓“正山”乃真正高山地区所产之意。其涵盖范围以庙湾、江墩为中心，北至江西船山石陇，南到武夷山曹敦百叶坪，东至武夷山大安村，西至光泽司前干坑，西南至邵武龙湖观音坑，方圆600平方公里。大部分在现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该地区“因土壤之宜，品质之美，终未能攘而夺之”。产于政和、福安、屏南、古田、沙要及江西铅山等地，仿制正山小种工艺生产的红茶，因质地相对较差，统称外山小种”或“人工小种”。
坦洋、屏南、政和、沙县、古田等红茶的出现，改变了夷红茶的局面，武夷红茶名称在对外销售中渐渐不再使用，则单独称“正山小种”。因正山小种红茶是经过松材薫焙工艺而成，福州地方口音对松明发Le的音，以松材薫央常则发LeXun的音，称产于桐木的正山小种红茶为LeXun小种红茶。1853年福州港开始出口茶叶，国外便以福州地方口音称武夷正山小种为Lapsang Souchong，Lapsang即为LeXun的谐青。福建师大文学院苏文普教授研究认为:“立顿红茶‘立顿’，就是用‘'LeXun’的谐音命名的。”至今为止，正山小种出口一直使用Lapsang Souchong或Lapsang Souchong或Lapsang Blacktea名称。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名词出现于1878年。
（四）正山小种红茶种植加工技术流传海外
英国为扭转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已经丧失的长期经营中国茶叶进口的垄断权，一方面生产鸦片，倾销中国，遭到有识中国人的抵制，林则徐虎门销烟，堵住了英国人的财路。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战争结果是中国战败，五口通商。其中福建占了两个口岸一厦门和福州，这是英国人最希望得到的。另一方面成立茶叶委员会，着手在印度发展茶叶种植和加工。不过始终没有成功。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与中国红茶匹敌。于是，便派经济间谍潜入中国进行盗窃。法国2002年3月出版的《历史》月刊披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英国罗伯特•福钧当年窃取了武夷红茶制茶技术。
福钧何许人也?在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的墙上有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福钧(Fortune)译罗伯特•福琼(Rorbert Fortune 1813-1880)，也有译复庆(For-tune)。在1842-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对中国比较了解，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标本。福钧于1843年7月在武夷山采集植物标本时，对武夷山九曲风光十分迷恋，绘有一张九曲风光图，在国际植物学杂志上破例发表。
像这样一个戴有植物学家头衔的英国绅士，人们很难把他和间谍挂起钩来。1848年7月3日，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命令福钧：“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福钧在东印度公司付
给他550英镑报酬的诱惑驱使下，撕下绅士的外衣，充当起了经济间谍的角色。
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然后到黄山，尔后又到了宁波。1848年12月15日在写给驻印总督的信中，他高兴地报告：“我已弄到大量的茶种和茶树苗”。1849年2月问，福钧又秘密潜入武夷山，住宿在一些寺庙里，打听了解红茶生产的过程和核心制作技术，还为打通武夷山红茶到福州的运输通道出主意，并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于1851年3月16日乘坐满载茶种和茶苗的船只抵达加尔各答。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印度成功制作出“武夷红茶”，至此，被称为“近五千年历史的诀窍”的武夷红茶种植加工技术流传到海外。由于印度茶叶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产量的急剧上升，武夷红茶的出口
市场日益萎缩，1939年武夷红茶的出口降到最低点，大约只有25000担。而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到了1903年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59％，使中国茶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昔日武夷红茶一统天下的风光不再。
福钧回到英国后，发表了他的旅行手记，删去了原稿中与他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他从手记的出版中获了利。福钧晚年默默无闻。英国王室没有给他颁发勋章，也没有让他从英国带来的贸易收益中提成。但他的日子过的并不拮据。现在，在中国，只有杭州茶叶研究中心才能看到福钧写的书，但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他曾在中国充当英国间谍，偷走了我们的茶。
(五)正山小种红茶的兴衰
正山小种红茶传人欧洲，最初只是作为东方的一种珍奇物产，专供宫廷贵族、商人等上流社会人士享用，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流行。因而，销量有限。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党委书记、林业高级工程师邹新球先生研究推算认为：17世纪末，荷兰、英国两国家年进口量约3万磅，折合中国计算单位为22500斤，只相当于750亩茶山的生产量。
1684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英国经过二次英荷大战，掌握了海上霸权，与荷兰垄断的东方茶叶贸易开展竞争。加之英国皇室对红茶的推崇，英国社会上下饮茶之风盛行。另外通过殖民活动，又把饮茶之风向世界更大范围扩大传播。与此同时，茶价大为降低，满足了平民百姓的一般需求，使得正山小种红茶的贸易量开始急剧上升。有资料显示在18世纪的后50年，正山小种红茶的出口量较前50年大幅增加，1792年达1835万斤，是上世纪末年均出口量的815倍，独统天下。这是武夷正山小种红茶贸易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随着茶叶出口量的不断增加，武夷山“商贾云集，穷岸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漫山遍野，茶愈种愈多。
19世纪是中国红茶迅猛发展的时期。在19世纪中叶武夷正山小种红茶达到鼎盛。1838年仅自广州口岸出口的武夷茶就达3000万斤；以当时红茶平均口80％的比例计算，正山小种占2400万斤。据史料记载，这期间武夷山桐木村正山范围内，以茶为厂(户)的有六七百户，每年生产正山小种红茶有3000多万斤，大小茶庄、茶行约有二三十家，茶树种植如火如荼，每年茶季南江西到武夷山来的采茶、制茶工人，超过万人。
19世纪末，武夷正山小种由盛转向衰弱，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19世纪初的道光年问，由于红茶的需求急剧扩大，一些绿茶产区也开始改制红茶，先后出现了江西、湖南、湖北红茶产区，接着19世纪70年代安徽祁门红茶产区出现，各地都创出自己的品牌。武夷正山小种红茶从上世纪为中国红茶总称的地位跌落，在中国外销红茶中的比例不断下滑，影响逐渐降低。二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小种红茶制法繁杂，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创造了工夫红茶。随后，闽东红茶产区崛起，不仅产量超过闽北，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工夫红茶的出现，标志着武夷红茶在省内的影响也在逐渐降低。三是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对正山小种红茶的影响。印锡茶出产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质不佳，很难打开局面。但南于印锡茶业几乎为英人资本经营，实为英国茶业。而英商掌握着市场，控制着外销大权，由于华茶对外销的依赖，英商一方面肆意压低茶价。另一方面，英国对华实行歧视性关税，打击华茶。在国内清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加重茶叶负担。内忧外患下的国内茶叶以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先进的资本主义产生产方式竞争，华茶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仅60年的时间，印度红茶输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过华茶，结束了300多年来华茶的垄断地位。此后锡兰急起直追，1917年锡兰茶压倒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茶叶输出国，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华茶输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国之上，成为世界茶叶输出国三大巨头之一。1918年，印茶是华茶输出的6倍，占世界茶叶总输出的45.89％，而华茶仅占7.57％。
19世纪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使武夷红茶生产在19世纪后半期快速跌落。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国红茶外销达到鼎盛，但茶价从7O年代起便日益跌落。光绪中期“福州茶商多至亏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售价只7～8元，尚不够工钱。1889年最为亏本，有300元之谱，许多人完全破产。光绪末年，闽北茶区“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蕃薯”，“茶园十荒其八”。
清光绪后，关于正山小种红茶的产量在《武夷山市志》中，有若干年份的记载，兹录于下：
清光绪六年(1880)：桐小红茶(包括正山小种15万公斤，价值15万元)
民国3年(1914)：数万公斤
民国5年(1916)：2.5万公斤
民国28年(1939)：4万公斤
民国30年(1941)：0.05万公斤
民国36年(1947)：1.25万公斤
民国37年(1948)：0.15万公斤
由此可见，由光绪入民国，武夷红茶产量大幅跌落，其在茶叶市场的影响日渐低微。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得到逐渐恢复。到：1992年，桐木村的正山小种红茶年生产量已达41万斤，且全部出口。进入21世纪，武夷山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愈来愈频繁，历史名茶武夷正山小种又声名鹊起。据武夷山市茶叶资源普查的结果，2009年，桐木村茶园已达6806亩，年产正山小种干毛茶59.12万斤，超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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