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自宋、元、明起即出贡茶，明末和清初又出现了正山小种红茶和乌龙茶。自此中国的不发酵绿茶，全发酵的红茶，半发酵的乌龙茶这三大茶类中有二大茶类出自武夷山。在让人惊叹之余，也不禁产生一些疑问，为什么武夷山历史上能屡出名茶?正山小种红茶在桐木关的深山中产生为什么能够漂洋过海、名震环宇?我们在了解武夷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后，便会感到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在武夷山具有出名茶的特有环境和条件。
大凡名山，名水，名人的赞扬是名茶得以诞生和赖以著名的基本条件。名山、名水所依托的优越自然环境和气候是出好茶的基础，但好茶要成名茶，它还离不开优越的人文环境。有人更把名茶兴起的原因归结于一是当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二是有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闲适人士驻足当地并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影响；三是僧侣阶层的独特作用；四是成为封建时代皇室的贡茶。这些名茶兴起的条件，在武夷山都是具备的。乾隆年间的《武夷山志》云：“名胜之多，土膏之厚，茶薜竹木之清佳以及骚人游士之吟咏，外而道书方士及云蓝香梵之所寄托不可胜纪。"我们且分而述之。
一、优越的人文环境是武夷茶成名的重要条件
《武夷山志》云：“名山胜境必因人而传；名山、名水因名人而名益著。”山、水是这样，名茶也是这样，没有名人的推崇，再好的茶也只能是好茶而已，不会成为名茶。而武夷山优越的人文环境，为武夷茶成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武夷山有4000多年的文明历史。考古专家发现，早在夏商前(公元前21世纪)即有古越族的先民定居在武夷山区域，并在区域内遗留有船棺的遗迹。
秦汉时期，武夷山已成为闽越人的活动中心。
汉武帝刘彻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遣特使到武夷山封祭武夷君，同时将武夷山划归会稽郡(今浙江省)管辖，武夷山遂成天下名山，并招来不少仰幕武夷山的名人隐士。南北朝时文学家江淹在宋明帝泰始二年(466)，畅游武夷山后，赞武夷为“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从此“碧水丹山”成了武夷山的代称。
唐天宝七年(748)，唐玄宗李隆基派特使登仕郎颜行之人山封祭武夷君，并刻碑立禁，禁止在武夷山采樵捕鱼。因此有人认为唐时武夷山茶未见闻名，可能与这禁樵有关。
北宋咸平二年(999)，真宗亲笔御书“冲佑观”匾额，将“会仙观”改为“冲佑观”遣使节来武夷山。宋朝派遣四品、五品官员到武夷山“冲佑观”任主管提举达145人，其中有陆游、辛弃疾、刘子辒、朱熹等著名学者、诗人。
北宋淳化五年(994)崇安县正式建县，武夷山从此开始续写自己的篇章。自建县开始的宋代成了武夷山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自隋开科举以来，从隋至清，武夷山共有进士258人，而在从北宋到南宋(960——1279)320年的历史中，武夷山共出了214个进士，含三个特科状元，超过了任何一朝。当时的武夷山以“道南理窟”而扬名国内。理学也称“程朱理学”，“理窟”乃理学荟萃之地也，“程朱理学"由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创立，但却是在武夷山完善发展的，武夷山名儒胡安国、朱熹为理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胡安国，字康侯，崇安人，绍圣四年进士，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他是理学奠基人程颐的再传第子，《春秋传》是他研究理学的结晶。《春秋传》曾被宋高宗列为经筵读本。《崇安县新志》载：“元仁宗皇庆二年……，颁胡安国《春秋传》，朱熹《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传》，蔡沈《书集传》于学官。本邑学术至此一跃而执全国学术之牛耳而笼罩百代矣。”清康熙皇帝曾赐其祠堂“霜松雪柏”匾额，可见其在理学显赫地位和影响不同凡响。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个个都满腹经伦，其中胡寅、胡宪均为进士出身。而胡宁参与了其父《春秋传》的编纂，《崇安县新志》载：“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
程朱理学构成中国宋代至清代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还影响到东亚、东南亚、欧美诸国，其集大成者则为朱熹。
朱熹(1130——1200)字仲晦，绍兴戊辰进士，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首推孔子，后推朱熹。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近50年，著书教学。他从14岁到武夷山，其父以书托孤于武夷山著名抗金将领刘子羽，并尊父命拜刘子辒、刘勉之为师，刘勉之并以其女嫁朱熹为妻。到71岁逝世时，除在外当官9年外，都在武夷山度过。朱熹在武夷山先后创办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先后影响了宋元数十位著名学者在这里创办书院，传播理学思想。朱熹在武夷山著述、传教使武夷山遂成理学名山。
名山又吸引了众多的名人到此，如历史知名人士，有顾野王、江淹、李商隐、范仲淹、晏殊、李纲、杨亿、陆游、柳永、辛弃疾、刘基、戚继光、徐霞客、董其昌、石涛、袁枚，等等。这些名人大多留有文章或诗词称颂武夷山，又益发使武夷山名声远扬。在这众多的文人墨客雅士驻足武夷山时，除了颂扬名山、名水外，其中有相当篇幅是颂扬武夷茶的。他们在茶余饭后斗茶品茗，以茶论文，更使武夷山茶名声大噪。在集茶文，茶著，茶诗之大成的《中国茶文化经典》中就可以看到大量评武夷茶的文章,诗词,这对推介武夷茶,并使武夷茶的成名起了巨大的作用。
数百年来咏颂武夷茶的诗歌辞文无数,如范仲淹《和章山民从事斗茶歌》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载。”他把武夷茶的历史推到远古时代,越发增加了神秘感。苏东坡的茶文《叶嘉传》把茶树誉为“叶嘉”,以拟人化的手法记述了武夷茶“茶叶嘉美”享誉宫延,深得天子厚爱的情形。朱熹在武夷寓居之余,还携篓采茶,以此为乐,有诗为证:“携続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心寒,鉫跌谢衾影。”
自宋时起,武夷名山与武夷茶交相辉映,武夷茶开始崛起华享誉朝野。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丁谓、刘子恽、朱素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
二、武夷山儒、道兴盛是推动武夷茶发展的重要因素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中国大支柱。的茶文化如同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释、道与茶有不解之缘。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是他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儒家文化境界上。儒家思相是积极维系统一、和谐、宁静而又相依的社会秩序，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人自我完善。而茶是一种最好的媒体，通过品茶来陶冶情操，沟通感情，增进友谊，创和谐的环境。这也体现了儒家一扣中庸之道的精神。所以历代儒家总是把品茶纳入宣扬自已思想的轨道。
朱熹深通儒学，又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在《朱子语类》录有一则朱熹对建茶的中庸之德的认识：
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日：“《南轩集》言：‘草茶如草泽高人，蜡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朱熹把建茶(武夷茶也属建茶)比之于“中庸之为德”，一杯清茶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儒家核心之思想。
佛教与茶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国的饮茶之风的盛行与佛教的传播、普及有关。佛教寺院中和尚念经，打坐至深夜，为了防止玎瞌睡而饮茶，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文字讲到坐禅必须整夜不寐，又不允许晚间吃饭，但都允许喝茶。喝茶可以使僧众通宵坐禅不眠，又能帮助消化，还可使人平心静气，六欲不生，喝茶自然成了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而成风俗了。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更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他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是从寺庙中获得，并练就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
饮茶不仅是学禅的需要，更是与禅宗的理念一致。佛教中有许多宗派，在这些宗派中，禅宗对茶文化的贡献不小。禅是中国化的佛教，主张“顿悟”，禅宗认为佛法只有通过修行去体悟，就如喝茶一样，只有自己去吃才可品尝茶味，体现茶与禅的一体性，即所谓“茶禅一味”也。因此说，饮茶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和茶便紧密联结在一起。《五灯会元》卷九记载：“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这喝茶便被赋予浓重宗教色彩了。由于众多佛教高僧对茶的推崇和培育，我国各地许多名茶都出自寺院僧人之手，如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故有“自古名寺出名茶”，那里有名山宝刹那里就有名茶。
在道家的眼里，饮茶是养生延年的手段，如张君房《云芨七签》中说：“若要汤药，杏仁姜蜜及好蜀茶无妨，力未圆可以调助。”到魏晋时，道家已饮茶成俗，南北朝时已用于待客。南北朝时茅山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就提倡以茶养生。道教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各方面都发生过关系，它对儒家，理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道家强调“天人合一”观，追求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道家也讲究修炼和内省，崇尚清净虚无，去尘离俗，恬淡无为，追求清静寡欲，质朴自然，这与“茶性淡味苦而甘”十分贴近契合。
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同山的名山。民国《崇安县志》记载：“崖下旧有三贤祠……近由俗人改建三教堂祀孔子、老子、释迦”，反映了武夷山三教并存争荣的史实。
武夷山之成道教名山始之汉武帝刘彻遣使到武夷山封祭武夷君。自那时起招来了不少仰幕武夷山的隐士进山修炼，逐步地演化出皇太姥及魏王子骞等十三仙，形成武夷道教的雏形，最终成为全国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的“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南宋时全真道南宗五祖白玉蟾，对全真道教创建和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至今仍风靡的健身气功“玉蟾功”相传为其创建。他曾在武夷山止止庵修道多年，并与当时同在武夷山的理学大师朱熹过从甚密。北宋庆元六年(公元1200)朱熹逝世，白玉蟾曾撰诗挽怀，如《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白玉蟾对道教发展有突出贡献，他的道术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同时，也吸收儒学理论。武夷山之所以能成为儒、释，道三教名山与白玉蟾和朱熹在道教和儒学中权威地位及都是儒、释、道三教文化贯通的人物，都对儒道的相互理解和融通有很大的关系。
宋、明二代是武夷山道教最盛时期，宋代新建和修建的道观，有文字记载的27座，明代为26座。规模最大的冲佑观也兴建和重建在宋、明二代。它在宋、明时有殿宇300间，周围还拱卫着18座遭观。武夷山的道观自唐宋以来，历代有赐田，计达1000亩。
武夷山佛教的历史也久远，它几乎与武夷山道教同时出现在唐朝。著名北宋武夷山籍词人柳永，一生中惟一的一首咏唱武夷山诗《题中峰寺》中便有“千万峰中梵室开”的佳句，反映唐宋武夷山佛教的鼎盛，寺庙林立的景象。《崇安县新志》载：武夷山佛教兴于唐代和五代之时，共有寺庙54座，宋代共有寺庙72座，迄到明代有100余座，清代寺庙接近200座。
唐宋以来，武夷山三教兴盛，寺庙道观林立，然而山中几无农田，只有茶山。但山中土气宜茶，僧人道士在释经参禅之余，还耕作茶山。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有：“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栝樵苏都尽，后百年为茶所困，复尽刈之，九曲遂濯濯矣”，说明黄冠道士几乎控制山中茶园。他们不仅喝茶，赏茶，还自己劳作种茶，制作茶叶，其中不少还是制茶高手，如清代康熙时武夷山著名寺僧释超全曾在《武夷茶歌》中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辉煌历史及武夷山民背负贡茶的沉重负担，记录了黄冠道士种茶的辛苦，也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僧道们既有道士种茶的辛苦，也详细记录了武夷茶的制作工艺。僧道们既有耕作之苦，也尽情享受品茶时的愉悦。他们用茶解困，以茶待客，赏茶为乐，这里有白玉蟾在武夷山写的《水调歌头•咏茶》词为证：
二月一番雨，咋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
吸新泉，烹活火，试将来。
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
二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到明末清初之际，武夷茶的生产制作多归寺僧经营。而这些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闽南寺僧经营茶叶生产的现象到19世纪中叶时仍存在。1848年英国人福田纳(F•Fortune)到武夷山后，写道“武夷山寺僧对茶叶种植与加工似乎比对佛教礼仪更重视”。由此可见武山的寺僧对武夷山茶发展起的重要作用。
三、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制茶技术高超，是名茶辈出的技术基础
武夷山何时有茶?按陈椽教授说“按中国茶叶二世纪由西南向东南推近，武夷山该有茶了”，他认为武夷茶最早被人称颂，约在1500年前(479—502)就以晚甘候之名而闻名。
唐朝时史书中对武夷茶已有较多记载。唐元和年间(806～820)孙樵的《送茶焦刑部书》云：“晚甘候十五人遗侍斋阁，此徒皆清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唐时武夷山尚未建县，隶属建阳，而碧水丹山之乡显指武夷山，说明武夷山茶在当时已作为馈赠珍品。唐乾宁年间(894--897)进士徐夤的《尚书惠蜡面茶》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糟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这首诗提到了唐时武夷山研膏茶和腊面茶制作的时间和方法。
宋朝时武夷茶开始崭露头角。北宋是我国制茶技术大变革时期，当时的建茶，北苑茶由于品质优异而人贡。明朝王应山的《闽大记》说：“茶出武夷，其品最佳，宋时制造充贡。”其时武夷茶作为北苑贡茶的一部分进贡。宋时大文学家苏轼(1037—1101)的《咏茶诗》称：“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这首诗记述了宋成平年间(998～1002)丁渭监制御茶大龙凤团茶和庆历年间(1041—1048)蔡襄监贡小龙团茶争新邀宠的故事，说明北宋时武夷茶已属建茶(北苑茶)中的珍品而成为皇家贡品的。其时大小龙团茶由于皇室恩宠而备受推崇，在北宋盛行约半个世纪之久。这也说明当时武夷山茶叶制作技术水平已相当高，领先于国内。
武夷茶单独进贡则始于元朝。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人献充贡，元大德六年(1302)创御茶园于九曲溪之四曲溪畔，自此武夷茶就正式大量入贡了。
武夷茶单独入贡后，名声日渐扩大，并逐步扬名海内。但武夷山也深受贡茶之害，茶农不堪入贡的重负，纷纷离家出走，茶园渐荒芜。至明洪武廿四年(1392)“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进贡”。即在明初，武夷山罢造工艺繁复劳民伤财的蒸青团茶，而改贡芽茶。
从原贡蒸青团茶而改贡芽茶，由于制作技术不过关，宫庭并不赏识“即贡，亦备宫中浣濯瓶盏之需……”。武夷茶在明初至明末进入一个低潮期。但武夷山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在明代中后期引进安徽松萝茶制法后，改原有的蒸青绿茶为炒青绿茶，并结合自己原有的技术优势，创造了发酵和半发酵技术，在明末、清初创制出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和武夷乌龙茶，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中写下了里程碑式的篇章，奠定了不发酵茶，发酵茶，半发酵这三大茶类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我国茶叶制作技术也未超过这个范畴。
随着明末正山小种红茶的诞生，并输出国外，扬名国际市场，极大地带动了国内生产红茶的积极性，带来了国内茶叶市场近三百年的繁荣。
到了19世纪末的清末时期，由于小种红茶繁荣的市场，因此各产茶产区纷纷仿制，但由于区域、品种等的差异，因此只能因地制宜，改进加工步骤，创制了适合于更大产区范围加工的工夫红茶。工夫红茶虽一度在国际市场上火热，但很快被印锡红碎茶压倒。在清末民初伴随着国运衰落，于是在20世纪初小种红茶渐渐衰落。在小种红茶逐渐衰落之际，武夷岩茶开始鹊起，并畅销于南洋一带，至今武夷岩茶仍居中国十大名茶之列。
纵观武夷山1500余年的茶叶生产几经潮起潮落的历史，它既创造了宋元和清代的辉煌，也经历了明代前中期和清末民初的跌落。但具有丰厚茶叶生产传统和聪明才智的武夷山人民在每次跌落中都会总结经验再次崛起，引领潮头。具有这样的传统，再加上武夷山的“山中土气宜茶”，在这里屡出名茶就不觉稀奇了。
四、发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正山小种红茶能走出国门并迅速发展扩散的关键因素
明末清初以来，武夷山的茶叶生产在新工艺、新技术的引领下，出现了崭新的繁荣局面。武夷山的僧道们控制着武夷山茶产，并带动着周边的茶叶生产，加上山中土气宜茶，就形成了“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的茶叶生产繁荣局面。并使武夷山的星村、下梅、赤石成为著名的茶叶集散地。每年茶上市吸引无数茶商到此采购，甚至周边县市、邻近省份也把茶运到这里销售，所谓“茶不到武夷不香”。
武夷山居于茶叶集散中心的地位，大大方便了当地茶农，他们当年生产的茶叶能够很快销售出去，有利于刺激茶农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开放的茶叶市场，形成竞争的氛围也促进茶农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提高茶叶品质，形成茶叶市场持续的繁荣。
明末清初每临茶季纷至踏来的茶商中，数闽南茶商最为著名，由于本地茶产素为寺僧操持，寺僧中有许多闽南人，并聘用许多闽南籍茶师，特别是明未清初许多闽南人内迁此地，因此闽南籍茶商便有语言相通，乡情易沟通的优势。再者本地人素不善商贾，惮于远行，茶叶的销售自然依赖外地人，特别是闽南人的经营。更重要的是加上闽南海商在远东和东南亚海上贸易上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在明末清初闽南商人形成的内陆茶商、行商、海商、海外华商的贸易网络，推动了武夷茶的输出。
良好的茶叶市场环境和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使得桐木村正正山小种红茶一一出现，便能够迅速进入星村市场，并很快被兼做海外贸易的闽南商人采购去，通过这些闽南商人与刚好进人远：东、对东方一切物产既陌生又好奇的荷兰商人贸易，正山小种红茶一诞生就这样既迅速又幸运地到达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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