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世纪武夷红茶的对外贸易和外销路线
(一)17世纪武夷红茶的对外贸易
陶德臣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茶叶外销可分二个阶段，清代前比较复杂……以红茶为主，清代以降……，最先出口的是武夷红茶，旋绿茶压倒红茶，18世纪后半期起又以红茶为主，绿茶，1706年以后除继续出口红茶以外开始出口绿茶。”《清代通史》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人英国。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也记载：“1715年，英人始饮绿茶。”说明1706年以前英国只有红茶，绿茶尚未传人。因此可以认为清代在17世纪外销出口欧洲的基本上都是武夷红茶。
虽然1610年荷兰人已把武夷红茶最先运到欧洲并在1640年又把红茶传到英国，但在17世纪中叶以前红茶尚未进人大量贸易阶段。当时欧洲商船回国只是捎带一茶叶，由于红茶价格异常昂贵，有“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说法，所以武夷红茶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在皇室、贵族等上层人物之间。红茶初传入英国时，还有一些医学者及慈善家反对饮茶，也影了普及。加之清政府在这一时期实施了近30年的海禁，这些因素无疑对红茶的贸易和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加上茶叶外销、传播也有一个过程，所以进出口的茶叶数量甚少，这从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荷兰人手中购得二磅武夷红茶进献给凯瑟琳．皇后，然后每磅获得奖金50先令，1666年又用50金磅17先令购买22磅12盎司中国红茶进献皇后，从中可看出它稀少和贵重的程度。
武夷红茶作为一种商品大批量输入欧洲则是1666年从福建开始。1667年1月25日荷印总督在写给董事会的信中提到“去年我们(荷人)在福建被迫接受大量茶叶，数量太多，我们无法在公司内处理，因此决定将一大部分运到祖国(荷兰)”。这里从福建一年输出的“大量茶叶”没有具体数字。我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1685年4月6日写信给公司总督：“鉴于私人通过各种途径携带的茶叶数量如此之多，我们决定，从此以后公司应把茶叶作为一种商品加以重视。……我们要定购2万磅新鲜的上等茶叶”，中推测在17世纪末，荷兰进口的茶叶每年约在2万磅(150担)左右，鉴于荷兰人这一时期主要是与福建贸易，这些茶叶主要是武夷红茶。
至于英国进口武夷红茶的数量，萧致治先生的研究表明：1615一1664年间的50年里，英国从未见过具体进口数量，但从1664一1684年的20年间共进口茶叶5697磅，平均每年仅进口271磅，17世纪最后一个5年的平均进口是11428.2磅(85.7担)。进口的这些茶都是武夷红茶。
综合荷、英两国在17世纪末年进口武夷红茶的数量约3万(225担)。荷、英两国作为欧洲与华茶的主要贸易国。这一数字基本体现武夷红茶在17世纪末年输出的数量。
(二)17世纪武夷红茶的外销路线
17世纪武夷红茶的外销路线主要都是由闽商通过海上与欧洲商船进行贸易,然后由欧洲商船把红茶运往欧洲。虽然明清两代对海外交通都采取了“禁海”的做法，如明洪武四年(1371)宣布“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洪武十四年和二十三年，又分别下令严禁交通外邦，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进而下令禁止民间使用“蕃香蕃货”。清顺治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56—1684)年间实行了28年的海禁，清乾隆朝从1757年起又实行了第二次海禁。这些海禁的禁令虽然严厉，但向来是有名无实。如明初实行“禁海”，是严禁私人出海贸易，强调全由官方包办。同时明王朝为了发展官方贸易，不断派遣使臣分赴海外，永乐年间(1408—1424)遣使出国更为突出，如永乐三年开始，派郑和先后七次远航西洋，前后达27年(1405—1482)；永乐十五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奉使到忽鲁漠斯，他的船队曾途经泉州，郑和本人并到泉州东郊灵山去朝谒了圣墓。
由于海外贸易利益丰厚，既然允许官方进行海外贸易，则难免官商勾结，继而海上走私猖獗，《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书载：“明代海外贸易方式新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私商活沃海上。当时虽然海禁甚严，但物质交流，有利可图，私商的海外贸易却越来越发展，明中叶以后，基本上压倒了官方贸易，成为海外贸易的主流。"这些私商海上贸易的特点是官商勾结，他们无视禁海的政令，私造违禁的“双桅海船”，大搞海上“走私”贸易。海上经常出现成队的中国走私帆船。“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前后，中国帆船驶往马尼拉进行贸易的，已年达三十多只”。
这些海外贸易往往使用中国铜钱结算，如《瀛涯胜览》载：爪哇“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苏曼殊全集》中的《南洋话》记载：“(爪哇)万历时华人往来通商者始众，出人俱用元通钱。”
明末泉州的私商中最著名的有李且、黄程、张琏、郑芝龙等。如郑芝龙曾经是一个操纵泉州海外“走私”贸易的大海商，他“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人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在郑成功抗清期间，郑芝龙的商船，仍可领取盖上“石井郑氏”印记的牌照，前往海外贸易。
明清两代虽都实行过“海禁”，但闽商与南洋的海上贸易都从未中断过。这些闽南“私商”把茶叶源源不断地从厦门港运往南洋贸易。那么最初的茶叶海外贸易为什么不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著名的东方大港泉州港始发呢?原因是明代以后，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即已逐步走向衰落。造成明清时期泉州港地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明清二代封建王朝对海外交通都采取了“禁”的做法，这就大大限制了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二是元末明初泉州地区遭受了破坏性的战乱。元末在泉州的色目人的武装叛乱与混战(1357——366)使泉州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三是倭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骚扰。泉州从洪武三年(1370)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屡遭倭寇骚扰，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范围和规模越来越缩小了；四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侵，取代了泉州港历来由阿拉伯商人来华贸易的格局。新殖民主义开辟的印度洋新航线，改变了泉州港贸易的对象租方式。泉州港的地位日益下降，造成明代泉州港官方贸易的衰落，而民间贸易却日益兴盛，这又使漳州月港[嘉靖四十四年(1，565)，改制升为“海澄县”]兴起。月港的兴起，还与这一时期清政府封闭广州港有关。《福建简史》载：“明政府为了防范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在广州一带加强海禁，甚至一个时期封闭了广州港。这样一来，东南亚各国能够到中国来的船，都转移到漳州地面私自驻泊，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片萧然矣。”但月港港道很浅而厦门港(原称中左所)港阔水深，在明万历年问兴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王朝派宦官高案到中左所督征税务。逐渐泉州港作为对外通商港口的地位就被厦门港所取代。
1610年荷兰人首次把闽南人从厦门运到巴城的武夷红茶运往欧洲。在l8世纪20年代以前，荷兰人主要以巴达维亚为据点，同中国到达的帆船进行易货贸易，茶叶是其主要货品。欧洲的茶叶多由荷兰人供应。虽然1644年英国人已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专门运销武夷茶，但他们主要还是从荷兰人手中转购的。
清政府在1656—1684年间实行了近30年的海禁，对武夷茶的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影响，但武夷茶的海上贸易并未禁绝，荷兰人仍从海上购得大量福建茶叶。这些福建茶叶都是从厦门运出的，厦门人把茶叶叫“te"，于是荷兰人就把“te"字传到欧洲，因为整个欧洲除俄国和葡萄牙之外的各国，都是从荷兰人手中买到第一批茶叶的，所以他们也都使用这个名字。如英文称茶为tea，法国叫茶为the，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各称为tee、te，这些都出自于我国闽南地区对茶的读音，这也说明欧洲的茶叶最初即从闽南海路传出。
1684年清政府解除第一次海禁，允许对外贸易，并设立闽、江、浙、粤海关。1689年英国首次从厦门港直接进口武夷红茶。
当时厦门港输出的茶叶主要来自闽北武夷，武夷红茶香高味醇，质量好，深受英国人的喜欢，由此确定了武夷红茶在英国人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以至后来出现英国商人非武夷茶不买的现象，“懋迁各物内以闽茶为主要之物”。
在17世纪初至1684年止，武夷红茶外销路线都是闽商从武夷山内河运至福州，再转运至厦门，然后从厦门把茶运至印尼与荷商贸易，由荷商再运往欧洲。1684年以后，厦门港首开与外商直接贸易之新纪元，武夷红茶开始从厦门港直接出口。
二、18世纪武夷红茶大发展时期的对外贸易和外销路线
(一)18世纪武夷红茶的对外贸易
18世纪是武夷红茶大发展时期，由于红茶消费的最大国家英国的普通人饮用红茶越来越多，同时茶叶贸易在英、荷、丹麦、法国、瑞典间的激烈竞争导致茶价一降再降，反而促进茶叶的需要量增加，茶叶贸易大幅上升。18世纪初武夷红茶的输出已达百万斤，武夷正山小种的产量已经远不能满足需要，除在武夷山市其他地区扩大外，周边县市也开始生产红茶，此时的茶叶产区已经沿闽江上游的建溪向富屯溪、沙溪毗邻诸县扩展。这时武夷红茶的概念已超出武夷山，应冠以福建武夷红茶，但武夷山仍是最重要的红茶产区。因为国内其他省的红茶均是19世纪初以后才出现，所以18世纪是武夷红茶独步天下的时期。
本世纪从1706年起，除继续出口红茶外，开始出口绿茶。
红茶的品种是武夷茶、工夫茶、小种红茶、白毫茶。日本角山荣先生在他的研究文章中专门就这一时期西传的武夷红茶4个品种进行了解释：白毫是用带有嫩胎毛的新芽制作而成，在红茶中质量最好价钱最高；小种红茶是仅次于白毫的上等红茶，工夫红茶是武夷红茶中的一个品种茶，这3种红茶出口数量较少，最大量的是武夷红茶。
关于18世纪前50年武夷红茶出口的数量，现根据日本角山荣先生的统计：1721——1750年的30年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进口武夷红茶18828551磅，平均每年进口627618磅(4708担)。
工夫、小种、白毫共2804891磅，平均每年进口93496磅(701担)。以上红茶合计年进口5409担。
18世纪后50年武夷红茶的出口量据萧致治先生的研究：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华输出红茶156000担(20794800磅)，占当年华红茶出口的85％，是前50年平均数的28.8倍，由此推算1792年武夷红茶出口约18.35万担。是上世纪末年平均出口量的815倍。
根据庄国土先生的研究：从17001795年，荷兰人运到欧洲的中国茶叶大约在178万担左右。整个18世纪，英船从中国输出的茶叶估计在400万担左右，法国、丹麦、瑞典在18世纪运出中国茶叶143万担。以上合计在18世纪共输出华茶721万担，以红茶占80％，共输出红茶576.8万担，平均每年输出红茶5.768万担。另据陶德臣先生的估算,俄国在18世纪共进口茶叶733881担,平均每年7339担。占欧洲进口红茶和砖茶各占一半，平均每年红茶进口约3700担，加上俄罗斯的数字,17世纪平均每年输出武夷红茶约6万担。
(二)18世纪武夷红茶的外销路线
在1757年前,全国对外贸易设立有闽、江、浙、粤海关。武夷红茶主要由廈门海关直接外销。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通商,关闭廈门等通商口岸。从1762年起,陆路仅开恰克图一地对俄贸易。
由于贸易地点的改变，武夷红茶的外销途径也随之改变，这一时期，福建输往广州的茶叶，主要还是驰名世界的武夷红茶。
武夷红茶(包括在周边生产的红茶)在崇安星村集中后，攀越武夷山抵江西铅山河口镇，由河口换船顺信江到鄱阳湖，经鄱阳湖运至江西省会南昌，再溯江到赣州，由赣州再到大庾，由大庾起旱到广东南雄始兴县，再用船运到韶州府曲江县，从曲江县沿北江顺流南下广州。这条运输线路，路途长达2800多华里。安徽、浙江、江苏的绿茶也是水陆兼程集中到河口镇循上述路线运往广州。清政府一口出海政策，造成江西河口至广州的运输路线异常繁忙。同时也造就了河口镇作为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百年的繁荣。养活了几万靠运茶为生的苦力和船工。
虽然清政府多次重申严禁茶叶泛海运粤，但“闽商贩运武夷茶仍每每违背禁令”。可见在第二次海禁期间武夷茶的海上运输并未中断。海上运输仍是武夷茶外运的另一个渠道。武夷红茶与俄罗斯的贸易也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途径。而这条红茶的贸易途径则更为遥远。最初的俄罗斯的对华商队贸易始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以后，这种商队贸易一直延续到1762年清政府取消俄国商队来华贸易的权利，中俄贸易仅开恰克图一地后。经营这条运茶路线的中国商人是山西人，又称“晋帮”。拥资二三十万元至百万元的晋商，每春来武夷山，“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车，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这条商路的茶叶多产于福建、安徽、湖北等地，以福建茶的运输路线为最长达5000多公里。福建茶主要是武夷红茶。其运输路线是由福建崇安越武夷山人江西铅山，过河口，沿信江下鄱阳糊。过九江口入长江而上，至武昌，转汉水至樊城(今襄阳)起岸，越秦岭至降州(今晋城)，经潞安(长治)，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至张家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经戈壁沙漠到库伦(今乌兰巴托)，最后到达恰克图。在山西至恰克图的陆路运茶线上，有车帮、马帮、驼帮组成的运茶驮队，经常是累百达千，首尾难望，驼铃之声数里可闻。
茶叶到达蒙古边境集镇恰克图后与俄国商人交接。由恰克图溯河北上，夏季坐船，冬季坐雪橇，到贝加尔湖之后，出湖沿安加拉河西行，转叶尼塞河，到托姆斯克。然后走一段陆路，从托姆斯克向西到达鄂毕河，又走水路依次沿鄂毕河，转额尔齐斯河，再转波尔河，到达乌拉尔山脉的伊尔毕特，从伊尔毕特越过乌拉尔山之后经过彼尔姆、去喀山，接下去走莫斯科，再通彼得堡。这条武夷山通往莫斯科的茶叶运输路线长达12000公里时近一年。
三、19世纪武夷红茶鼎盛时期的发展的对外贸易
(一)19世纪武夷红茶的对外贸易
19世纪华茶的出口继续大幅上升，本世纪经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五口通商，华茶的出口急速增加，终于在本世纪的后期华茶的出口达到鼎盛时期。
华茶出口的鼎盛时期也是武夷红茶进入最辉煌的时期。朱自振先生在么我国茶馆的由来和红茶之始分一文中记到：在清代中后期我国茶叶出口的鼎盛阶段,红茶成为我国输英和向西方各国输出的主要茶类；在红茶中“武夷茶”成为“武夷红茶”的专名和中国出口茶叶中最受欧美欢迎的抢手商品。有一个时期，只要印度东印度公司运输茶叶的船只一到伦敦，不日，伦敦街头就能听到一声声“武夷茶，先生，新到的武夷茶”的叫喊声。
虽然19世纪各类茶均有较大的发展，但尤以红茶为突出，洋商掠夺的首要目标也是红茶，在丰厚利益的驱使下，各茶区把红茶作为制销的首要目标。从“道光末勃兴，成同时趋于鼎盛”，关于红茶兴盛的记载，此时地方志中比比皆是。江西茶工赴两湖，福建、广东茶工趋江西教制红茶，于是红茶在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皖南遍地开花，得到迅猛发展。
据陶德臣先生的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自广州出口的武夷茶达1•5万吨(30万担)以当时的红茶平均出口比例占80％计，红茶占24万担。
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茶叶的出口迅速增加，红茶从1864-1880年占出口茶叶总额的平均比重高达79.68％，19世纪40年代红茶平均出口量为465361。
担，50年代红茶平均出745640担，60年代红茶平均出口已跃至百万担以上，从此保持年百万担出口量长达32年之久，最高年份的1886年达165万担。武夷红茶自1853年起改从福州出口，鼎盛的1880年福州港出口茶叶74万担，其中武夷红茶和这时已出现的工夫红茶共出口635072担。
(二)19世纪武夷红茶的外销路线
本世纪对武夷红茶外销路线影响最大的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武夷红茶仍是跋山涉水运往广州和恰克图外销。
但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清政府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及原先已开放的广州五港对外贸易通商。五口通商后，广州失去了茶叶惟一外运港口的地位。茶叶出口的重心北移。上海港由于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附近的产茶区纷纷转口．上海港出口，使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茶叶外销第一大口岸。武夷茶一改只运广州的去向，开始走较为捷近的上海港，运输途径由江西鄱阳湖过九江人长江转上海，或由河口至玉山进常山，再顺线塘江上游支流运往杭州，再由嘉兴内河运上海。
虽然五口通商中福建开放了厦门和福州港，但厦门港由于邻近安溪乌龙茶产区，在19世纪中后期是以销乌龙茶为主，武夷山茶叶中另一主要品种武夷岩茶也主要销厦门及附近地区。厦门港年销售量在10万担左右。最高的1877年为17万担。乌龙茶的比例高达90％以上。如1881年出口16.4万担，乌龙茶占96.7％。在出口规模上厦广1比福州要小得多，如1879年，厦门出口16万担，福州则有74.6万担，只为福州的22.3％。福州港自1843年开埠，但10年内没有输出茶叶。在1853年以前武夷红茶仍只走广州线，以后转走上海线。按常理武夷红茶走福州是最通畅便捷的，为何舍近而求远，其中有一定的原因。
一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国人中有一一股强烈的反英情绪，认为英人到中国来主要是为了攫取武夷红茶，应以中止茶叶贸易来对抗。林则徐曾说过：“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洋人何以为生?”这种以茶为武器的观点一直是清廷朝野的共识。如1842年7月，江苏巡抚梁章钜听说英国欲辟福州为商埠极力反对，指出：“该夷所需者，中国所(产)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码头，则延津一带，必至往来无忌。”并还提醒说，1835年夷曾有两艘大船停泊台江，驾驶小舟，由洪山桥直上水口窥探闽江，企图寻找去茶区的通路，可见“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二是依赖负运茶叶及商货过南岭的数十万力夫“都害怕在新的通商条约实施和通商口岸开放后，他们将陷于失业，因此他们发誓坚决反对有损于他们利益的种种措施”。
鉴于福州沿江往武夷山的通道总共只有300多公里，比去广州和上海都短得多，这其中可以“免去陆路运费以及在原价以外所附加的内地通过税”，英国人还是下决心要打通这条通路，因此他们派遣了一些间谍由福州深人武夷山探路。据有关资料披露，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rbertFor—tune，1813一1880)于1843年到武夷山，他不仅在武夷山采集植物标本，还为九曲绮丽风光而绘有一张九曲风光图。他在收集情报的报告中写道：“在这些海拔三四千英尺的山中发现了我急欲找到的红茶产地。”他还为打通武夷山红茶到福州的运输通道出主意。他于1848年12月再次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的指令潜人武夷山，这一次来他把武夷红茶的种茶和制茶技术全部打探清楚。他的间谍身份在法国《历史》月刊2002年3月号文章中才暴露。
外国人在作出周密部署后，在1853年春借口一上二海小刀会起义，武夷红茶到上海的路被阻之机，美国旗昌洋行首先派买办携款深入武夷茶区，收购茶叶经闽江下福州，他们的尝试获得成功。此后其他商行也照样仿行。武夷茶用小船顺江而下，8～10天即可达福州，一时间“福州之南台地方……洋行茶行，密如栉比……”不几年时间，福州的茶叶出口迅速增加。1856年以后，就将广州抛在后面，居国内第二，甚至在1859年还超越上海，居全国茶叶出口量第一大港之地位，是年茶叶出口近达4700万磅(352588担)。遂使福州港成为弛名世界之茶叶贸易港。
自1853年福州直接出口茶叶后，武夷茶终于找到一个合理便捷的出口地，全部通过福州出口，不用再绕道其他港口出口了。
四、20世纪武夷红茶从鼎盛走向衰落时期的对外贸易
19世纪末，华茶在世界市场上受到印锡茶的激烈冲击，首先表现在对英国的红茶销售上节节败退。英国进口的印度茶1871年为115165.8担，1875年增至192086.3担，1886年为576556.6担，1890年达755326.3担，1891年印茶出口还只相当华茶的46.3％，然而1900年印茶输出首次超过华茶，相当于华茶输出总量的1.04倍，标志着近400年来华茶垄断地位的结束。
20世纪的武夷红茶的对外销售与全国的外销状况一样，每况愈下，以福州港口的出口量为例：1880年茶叶出口为历史最高达74万担，其中红茶63.5万担，1900年为31.5万担。1910年为13.4万担，1920年为8.3万担，至1939年时仅为3.2万担，而其中产于桐木的正山小种红茶在1880年有3000担，而1939年则降为800担，而抗战爆发后的1941年更降为区区的10担。到临解放的1948年也只有30担。
民国茶业步人最黑暗时期。在民国，武夷红茶则进人了200多年来最衰败的时期，从此以后武夷红茶渐渐消声匿迹，正山小种渐渐被人淡忘。人们有时只在茶余饭后才偶然提起它曾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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